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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农业时,应该避免在中国做生意。如果你想在当地成功运作,仅仅获得行政批准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获得社区的认可
我们不喜欢中国人在这里投资这么多。牛奶已经直接送到中国,我们必须从澳大利亚大陆购买牛奶喝。
最近,一份题为《被忽视的社会许可证:为中国企业投资澳大利亚农业及相关产业而写》的报告引起了企业的关注。报告开头引用的话来自澳大利亚唯一的岛国塔斯马尼亚斯坦利的当地人。

目前,中澳贸易额已超过1600亿澳元(1澳元约为5.13元)。对澳大利亚而言,中国是其约四分之一工业产品进口的来源国,约三分之一出口的目的地国,这意味着中国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

2016年,中国在澳大利亚的农业投资为12亿澳元;在前一年,这一数字仅为3.75亿澳元。其中,乳制品、肉类、海鲜和葡萄酒行业是中国农业投资者最感兴趣的领域。

十年来,中国农业对外投资的范围逐渐从美国、新西兰等国扩大到澳大利亚和巴西,其实践也逐渐从单一的圈地扩大到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以及R&D等领域。

然而,总的来说,中国的农业仍处于蹒跚学步的状态。受投资国政治形势和经济政策变化的影响,许多投资项目出现了亏损或停止。
许多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时候已经支付了大量的学费。如果目前的做法继续下去,再次支付学费是不可避免的(特别是在澳大利亚和其他国家)。该报告的作者之一、韦伯·山德威克中国公司副总监杨星告诉《财经》记者。

投资成败的关键受到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如汇率变化、澳大利亚矿业的衰落、中澳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等。继矿业和房地产之后,澳大利亚的农业正成为一个热门的投资领域。

随着中国对清洁和绿色食品及农产品需求的增加,澳大利亚对中国的农产品和食品出口被视为一片具有巨大潜力的蓝色海洋,可以填补澳大利亚矿产品出口萎缩后的空缺口。

根据澳大利亚农业土地外国所有权登记处的数据,中国是澳大利亚农业投资的五大投资者之一,排在英国、美国、荷兰和新加坡之后,但中国资本拥有的澳大利亚农业土地面积只有146.3万公顷,而英国资本拥有的是2750.4万公顷。

传统上,澳大利亚农业不是一个排他性的领域:从19世纪到20世纪中期,英国对绵羊和羊毛的投资推动了该国的冷藏运输创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嘉吉等公司为首的美国投资促进了该国机械化和物流业的发展。从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日本的投资促进了日本农场、生产和加工、运输、营销和分销的纵向一体化;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成为新的主要投资者。

在调查报告内容时,我们采访的许多人都提到了近年来澳大利亚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上述报道的另一位作者,澳大利亚鲍威尔泰特公司的执行副总裁阿利斯泰尔·尼古拉斯告诉《财经》记者。他是澳大利亚联盟党的贸易政策顾问,也是该国在华盛顿的贸易专员。

根据洛伊研究所(lowy institute)2016年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87%的澳大利亚人反对澳大利亚政府允许外国公司收购澳大利亚农业资产。
作为澳大利亚的传统盟友之一,美国的adm公司于2013年收购了在澳大利亚管理和销售粮食作物的graincorp,并以国家利益为由遭到拒绝;到2016年底,adm决定出售其在粮食公司剩余的19%股份。

2015年,一家来自中国宁波的农产品公司也未能收购位于维多利亚州吉卜赛的几个农场。据《财经》记者报道,在此之前,该公司实际上已经有了收购国家牧场的经验。

根据这家中国公司的最初计划,它将在2015年通过在澳大利亚的收购,在当地建立一个规模超过1000头的牧场和一个牛奶罐和瓶子工厂。然而,在收到来自社区和其他利益攸关方的400份反对意见后,地方议会于2015年8月一致拒绝了该计划。

中国投资者没有与当地社区沟通,看当地人是否支持他们的计划。根据这份报告,该公司认为,获得联邦和州政府批准的初始投资可以促进其雄心勃勃的扩张计划。他们不了解澳大利亚的政治生态、政治体系和结构,也不了解当地政府的重要性和当地社区的感受。

相比之下,山东如意集团收购国库棉花农场和新希望集团投资几个农场的所谓联合经营,可以提高投资的成功率。
据《财经》记者报道,在2012年忽必烈棉花农场被如意集团收购之前,该农场在2009年因债务进入自愿管理的破产程序。澳大利亚为收购设定了一系列严格的条件,但一些澳大利亚人仍然认为,这些投资让外国政府得以控制澳大利亚的关键资产,并牺牲了当地农民的利益。

例如,昆士兰的一位参议员曾经说过:从库比棉花农场的规模来看,它是澳大利亚棉花产业的战略资产,不应该卖给不透明的外国公司。
根据报告中的分析,如意集团在收购后保留了当地管理层,并同意将其49%的股份出售给当地合作伙伴。通过保留原有的管理结构,中国买家确保了澳大利亚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firb)的批准;更重要的是保持棉田与社区的联系。

收购完成后,如意集团采取了一系列其他措施,包括投资3000万澳元增加棉花产量,投资更多资金升级农场灌溉系统;该集团还与当地企业签署了供应合同,并承诺雇佣当地员工。

相比之下,新希望集团采取与当地业主合作的方式投资其企业,而不是进行整体收购,并保持当地管理和与当地社区的联系。由于不涉及投资后的企业重组,因此可以加快获得各种批准的速度。

投资者和社会之间的沟通是不可忽视的。接受《财经》记者采访的许多中国农业专家认为,中国农业走出去时,政府和企业都应该有强烈的风险规避意识:政府应该通过各种手段为企业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企业可以通过与跨国企业共享股份,同时延伸到产业链的各个环节,尽可能减少各种风险。

一些业内人士指出,这份报告的意义在于,它从澳大利亚的角度向中国投资者发出了一些风险警告。事实上,澳大利亚希望充分发挥其向中国出口食品和农产品的潜力,也希望提高中国在这一领域的投资水平。同时,中国企业在中国市场拥有营销和分销渠道。

几十年前,来自日本的农业投资曾经让澳大利亚农民能够进入日本市场,而过去他们无法进入日本市场。如果没有日本的投资,我们根本就不会有这个市场,也不会有任何与之相关的就业和税收。一位澳大利亚农业人士表示,中国有巨大的市场潜力。如果我们想进入中国市场,我们需要来自中国的投资,这可以帮助我们在物流、营销和分销方面,尤其是帮助我们进入mainland China难以突破的二三线城市。

然而,该报告的作者告诉《财经》,中国农业投资者进入澳大利亚市场仍存在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
这包括一些常见的问题。例如,尽管并非所有的农业投资都是由中国国有企业进行的,但许多澳大利亚人仍然倾向于认为中国投资者会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中国政府的指示,并对此持有负面看法。

此外,许多澳大利亚人还担心中国的农业投资者,比如对国家土地的不当管理,一年到头的过度耕种,滥用化肥和杀虫剂,以及对环境和水资源保护缺乏关注。

澳大利亚当地人认为,许多来澳大利亚投资农业的中国投资者没有得到很好的专业指导,有一个现象是他们抱着宏伟的计划,但他们缺乏对当地情况的了解和必要的敏感性。

这是因为一些投资公司没有进行全面的尽职调查。没有适当的建议,澳大利亚公司不会去中国;在找到合适的顾问之前,中国公司不应该进入澳大利亚。一位受访者表示,他认为中国企业在进入澳大利亚市场之前,需要聘请各个领域的专业顾问,包括律师、管理顾问、会计和公关专家等。

这一观点也得到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官员的认可。一位官员表示,环境保护、水资源的获取和管理、能源、劳工、健康和安全都需要尽职调查。如果他们(中国投资者)做了尽职调查,他们就会知道困难的程度,然后他们就会知道是否要收购一项资产。或者如果他们决定继续,他们将知道会发生什么。

澳大利亚中国商会新南威尔士州分会前主席何乐威认为,华为在中国是中国投资者的好榜样。事实上,在澳大利亚,华为已经被许多当地人视为优秀的企业公民,它已经派出能够融入当地市场的管理人员,带来中国文化的精髓,并融入当地文化。

此外,澳大利亚乳制品公司的查理·卢·麦克霍恩也认为沟通是关键。他说,中国投资者需要弄清楚他们的重要利益相关者是谁,并与他们进行沟通,与澳大利亚乳品局进行沟通,与农民进行沟通,与州行业协会进行沟通,与地方议会进行沟通,以及与州政府和联邦政府进行沟通。让您的管理层、员工和供应商高枕无忧。

中国农业投资者必须停止以中国方式在澳大利亚做生意。他们需要从一开始就告诉当地人为什么他们想在澳大利亚投资,除了钱他们还会给当地带来什么。如果他们想在当地经营,仅仅获得行政许可是不够的,还需要获得社会许可(即广泛的社区认可)。如果你忽视当地社区的感受,它的运作肯定会失败。杨星告诉《财经》记者。

《财经》记者焦健/王文燕春/编辑
标题:对澳农业投资风险预警 获得当地社区认同是关键
地址:http://www.aqh3.com/adeyw/10068.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