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周期景气回升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初见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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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16年，中国经济在“十三五”规划中实现了良好的开局，这也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为2017年的经济工作迈出了良好的一步，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因此，《中国经济时报》组织主流智库解读2016年经济运行的诸多亮点，积极应对经济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旨在展示中国经济发展的信心和信心。

柳下惠·余男

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受到外部环境的制约，进入了一个相对明显的下滑通道。国内外许多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经济目前正处于寻找底部的过程中。2016年，中国经济增长率达到6.7%，超过了多年前大多数人的预期。从周期角度来看，我们认为这一水平是正常的。通过筛选方法，我们发现虽然中国gdp由于潜在增长率下降而处于下行通道，但从周期的角度来看，它处于上行波动区间。根据这一计算，2017年的经济增长也应该在6.6%左右，并且经济周期将按照过去6-8年的上升周期反弹，这可能会持续到2020年左右。我们相信，我们可以利用这一机遇，加大改革力度，通过宏观政策协调，努力使经济增长趋势利用周期性上升的驱动力，朝着稳定、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当前的经济周期正在上升

中国经济并没有不可逆转地衰退

通道，而是由上下两种力量组成

同时行动。因此，如何增加上升的强度，

抵消经济趋势的下行力量是我们的宏观目标

未来经济政策的重点。

经济波动是经济运行中的一个重要现象。波动分析通常将宏观经济与长期趋势和波动分开。我们使用的过滤方法是分析宏观经济趋势和周期性波动的常用方法。

根据过滤分析方法，基于季度数据，我们分析了中国近20年gdp增长率的周期性趋势变化，如上图所示。图中虚线表示每年对应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水平的变化，实线表示过滤后的增长周期波动。

从图中我们发现，长期来看，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的横向波动趋势和周期性波动大致相同，但在具体的波动周期上有明显的差异。1992年以来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的变化在1993年第一季度达到15.1%的高水平后开始下降，并一直持续到1998年第二季度，当时增长率仅为7.2%；然后，经济增长率回升，在2007年第二季度达到14.5%的高水平；随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总体呈下降趋势，到2016年第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仅为6.66%。根据筛选得到的gdp周期趋势变化，1994年第三季度和2006年第四季度处于增长周期的峰值位置，而1999年第四季度和2012年第一季度处于增长周期的低谷位置。我们注意到，在1999年第四季度，经济处于周期的上升阶段，一直持续到2006年第四季度。半波持续了七年，然后进入周期的下行区间。

从图中可以看出，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水平变化与增长周期变化的差异主要体现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2008年，中国经济遭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外部冲击，导致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大幅下滑。然而，2009年第一季度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的水平变化突然加快，增长率一直上升到2010年第一季度，然后变成下降过程。这一变化特点与国家的宏观政策调控密切相关。因此，我们可以将2008年以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与增长周期趋势的差异归纳为以下三个结论。

结论1:从2009年第一季度到2010年第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呈现短期上升趋势，主要原因是“4万亿”财政刺激政策和货币快速增长。

结论2:从2010年第一季度到2012年第一季度，处于周期性下行波动区间。由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突然收紧，周期性下降的持续时间明显缩短，经济呈现快速下降趋势。

结论3:从2012年第一季度到2016年第一季度，经济周期呈上升趋势。由于总体增长趋势呈下降趋势，经济继续下滑，但在周期性力量的影响下，下滑趋势趋于稳定。

从以上观察，我们还可以得到以下结论。由于内外经济环境的共同作用，中国经济目前总体上处于中长期下行通道。然而，由于周期性上升力量的牵引，经济下行趋势趋于稳定。总的来说，向下的力大于向上的力。我们认为，中国经济不是没有回头路的下行通道，而是受到上下两股力量的共同影响。因此，如何加大上涨的力度，抵消经济走势的下行力量，是我们今后宏观经济政策应该关注的重点。

为了验证上述结论的可靠性，让我们看看中国经济在其他方面是否也显示出潜在的正增长迹象。从区域角度出发，选取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出口导向程度较高的东部沿海省份，如浙江、福建和广东作为分析样本。经过筛选分析，发现这些地区都在2002年左右进入了向上增长周期的波动范围。原因可能是这些省份经历了增长率的大幅下降，在这个过程中，它们通过及时调整产业结构实现了结构转型和升级(爱情基础、净值、信息)。第三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较高，大多数已成为“321”结构模式，即形成了以第三产业为主导的经济结构，实现了新旧动能的转换。2015年，这些省份的经济增长率保持在8%以上，高于全国平均增长率。此外，从增长影响因素的角度，选取工业增加值、贷款余额和居民消费来分析它们的变化周期。我们发现，2012年9月以后，工业增加值指数进入周期性上升波动区间；贷款余额指数横向值的变化与周期性波动趋势基本一致。2013年6月以后，周期性波动特征向上变化；自2003年以来，居民消费水平也进入了一个周期性上升的波动区间。因此，我们认为中国经济改善的因素正在积累，如果有相应的宏观政策支持，完全有可能走出增长低谷。

对策和建议

无论从整体经济周期的波动特征，还是从典型地区的周期性波动特征或其他增长指标来看，中国经济无处不在

在周期的上行波动范围内，表现出良好的趋势

增长的迹象。在供应方结构的实施中

在改革的背景下，我们可以采取宏观调控

政策合作，努力扭转潜在增长的下降趋势

形势。

在中国经济受到全球金融危机冲击、处于增长周期下行波动区间的背景下，2009年第一季度至2010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经历了一年的增速回升过程，这与这一时期国家的宏观政策调控密切相关。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是，在遭遇外部冲击和内部强劲刺激后，如何实现稳定、可持续的增长。如何将宏观政策与中国产业结构调整过程相匹配，并通过宏观政策的实施帮助结构调整顺利实现，有利于优化整体经济结构，产生持续增长的势头。强有力的洪水刺激政策已不再适合中国当前的经济，而且对于中国来说，让它过去、希望市场自动恢复增长过于理想化。目前，中国经济处于周期性上行波动区间，无论是整体经济的周期性波动特征，还是典型地区的周期性波动特征或其他增长指标，都呈现出正增长的迹象。在实施供给侧结构改革的背景下，我们可以通过宏观政策合作，努力扭转潜在增长的下降趋势。我们建议:

适度的宏观刺激政策，发挥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协同作用。为了应对经济增长放缓，有必要采取适度的宏观刺激政策。财政政策应与供应方结构改革相结合，这与2008年中央政府的“4万亿”投资计划不同。应结合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出台相应的财政政策支持和控制产业发展，特别是在减轻企业税负、稳定增长与结构调整相结合方面。货币政策是一项总体政策，其主要作用在于总需求管理。但是，也要优化资本投资结构，提高资本使用效率，使货币政策促进经济结构调整，更好地配合财政刺激政策发挥有效作用，如加大对消费领域、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薄弱环节和民生环节的贷款支持；通过金融体制改革，我们可以更好地促进新兴产业(爱基、净值、信息等)的发展。)。同时，我们可以重点关注东部地区消费贷款的增长，促进民间消费的增加，使东部地区优先发展消费拉动型经济增长模式。

使市场对未来形成良好的预期，并延长周期波动区间。期望是政府宏观管理的核心，政府行为是市场期望的重要来源。当中国经济面临外部经济环境急剧恶化时，中央政府最有必要释放一些积极信号，稳定和激发低迷市场的信心，让公众对未来形成乐观预期。只有当公众相信他们的努力能够获得良好的回报时，他们才能更好地激励市场参与者做出努力，使个人增加消费，企业增加投资等。，并使宏观政策发挥更好的作用。通过政府政策释放一些信号，公众可以对未来形成良好的预期，这将刺激市场投资行为，在当前经济处于周期上行区间时，更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同时也可以尽力在一定程度上延长上行周期的波动长度，争取更多的时间进行经济结构调整。

加快市场化改革。借助市场化改革，优化市场配置资源的能力，从而提高各种资源的利用效率。首先，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打破垄断，推进政企分开；推进国内统一市场建设，打破各种资源特别是高层次人力资本流动的体制性障碍，解决资本市场、要素流动、基础设施和信息领域的分离问题；打破行政干预造成的横向和纵向经济分工，充分发挥经济网络的集聚和关联效应，提高空城市化的配置效率，为深化知识群体和知识过程之间的分工和创新溢出扫清渠道。第二，推进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各种机构的转型改革，形成高端服务市场，提高服务业质量。中国现代服务业的一部分存在于科学、教育、文化、卫生等机构中；另一部分存在于电信、金融、铁路、航运和水电等垄断行业。由于缺乏市场激励、竞争不足和效率低下，这些部门很难提高劳动生产率。要把上述部门的改革和放松管制结合起来，尽快形成高质量的服务体系，提高服务业的效率和正外部性，促进中国经济转型。

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可持续增长的引擎在于企业，这主要来自于企业效率的提高和企业创新，而现行的财税制度抑制了企业的创新活力(爱基、净值、信息)，因此税制应通过税制改革逐步从工业化阶段的间接税制度调整到城市化阶段所需的直接税制度。中国目前的税收体系以间接税为基础，重点是工业部门。随着我国经济结构的不断调整，工业化已经进入中后期，城市化日益成熟，城市服务业已经成为经济的主体。以间接税为基础的税制已不能满足当前经济发展的需要。一方面，间接税制度增加了工业部门的税收负担，使工业部门的转型和升级更加困难；另一方面，也削弱了地方政府的税基，增加了地方财政税收的难度。发达经济体的经验表明，当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7000美元时，税收制度可以从间接税调整为直接税。因此，它应该适应中国经济发展的新阶段。“十三五”期间，应通过间接税向直接税的改革，激发企业创新活力，降低间接税比重，提高消费税等直接税比重，以促进经济转型。这项改革措施可以在东部较发达的省市进行试点，然后推广到全国。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