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区“特别”在什么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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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观察网专栏作家

南开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台港澳法律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今年是香港回归20周年。3月26日，香港将选举第五任行政长官。作为中国的第一个特别行政区，香港的地位是历史赋予的，也是现实所需要的。笔者认为，香港有其特殊的历史地位、特殊的宪政角色、特殊的发展阶段和特殊的宪政结构。正是基于这些考虑，我们今天在谈论“一国两制”和香港时，应该从这四点出发，在新的机遇下，在“充分了解和香港”方面有新的发展。

观察员网与南开大学台港澳法律研究中心密切关注香港下届行政长官选举和香港未来。这篇文章是系列文章的第二篇。作者是李小兵，台港澳法律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南开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香港回归

今年是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0周年。在这个历史时刻，我们必须重新认识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特色。如果我们不能理解深刻理解和香港的特点，那么我们就不能正常地面对今天的香港，也不能为香港寻找更光明的未来。

香港的特殊地位是历史赋予的

香港的历史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三个中英历史条约决定的。中英三个不平等条约给香港带来了特殊的历史评价和历史作用。然后，基于对历史的尊重和对现实的直面，中央政府在考虑香港的基本定位和回归祖国时，通过《基本法》确认了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基本政治设计和宪法地位

因此，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特色首先是由历史决定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时，由于香港特殊的历史环境，香港与内地的制度和社会现实存在巨大差异。那么，我们必须在尊重历史和现实的基础上，从实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才能成功地建立香港特别行政区。从这个意义上说，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成立是偶然的，而不是必然的。正是由于当时中国发展的特殊时期和香港特殊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制度，才有必要设立一个特别行政区，实行特殊待遇。因此，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成立是特殊历史时刻的制度安排和选择。如果香港当时的发展甚至落后于mainland China，则“一国两制”的设计可能完全没有必要。

在香港回归20周年之际，我们知道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特色。我们也应该认识到，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0年，也是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我们不应简单地把香港过去150年的历史事实写下来，而应一如既往地简单地决定我们的角色和地位。当时，为了保持香港的主导地位，我国建立了一种特殊的地方制度——特别行政区，这是我国行政区划制度中一种非常特殊的安排。这种特殊的制度安排，是肯定和尊重香港特殊的历史地位。首先，这是对香港历史地位的肯定。也就是说，香港在过去100年的历史成就或在一个特殊的阶段，应该得到充分的肯定和尊重，才能继续保持这种优势和成就。当时香港特别行政区所扮演的特殊角色是继续扮演窗口的角色，发挥领导、示范和辐射的作用。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香港获得了特别行政区的特殊地位。

如果香港没有这种特殊的辐射效应，没有这种特殊的领袖地位，它可能会失去作为中国发展的特殊支点的作用。失去了支点的角色，香港便不能再有所谓的特色。“有一种天赋。”。作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我们应该有意识地认识到这一特点是历史赋予的，这一特点也是偶然的。如果香港特别行政区想保持其特殊地位，它不是简单地要求，而是通过自己的行动，继续保持其特殊的历史地位。

香港在八十年代的地位和角色是什么？可以说，香港的本地生产总值与整个中国内地的本地生产总值相比，具有相当大的比重和优势。香港的优势在于，它可以继续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窗口和国际交流的渠道，继续保持世界航运中心、金融中心、旅游中心和轻工业制造中心的地位。因此，她可以继续向大陆辐射，在大陆和世界之间架起一座桥梁，成为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当时，香港仍是亚洲四小龙。在中国大陆整体经济发展之前，它享有世界声誉，甚至是世界瞩目的最具活力的经济发展热点。香港之所以被授予特别行政区的法律地位，是因为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香港代表了一种成功的发展模式，其成功的发展实践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想象和发展空间，或者起到了示范、辐射和引导的作用，几乎自然而然地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参照系。

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已经二十年了。在过去的20年里，mainland China发生了什么巨大的变化？中国在世界综合政治经济实力中的排名和作用发生了什么变化？香港特别行政区面临什么样的形势？所有这些构成了我们需要再次面对历史和现实。这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特区”的第一个方面——特殊的历史地位。

“一国两制”的概念在香港得到了创造性的运用

《宪法》规定了香港的特殊作用

所谓宪制角色是由《宪法》确立的，这是特别行政区在中央政府与特别行政区的关系中的基本地位和作用。香港的宪制角色，即中央政府与特别行政区的关系，是由宪法所决定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一种特殊联系或关系。

中国现行宪法在中央与地方关系中确立了三种类型的地方行政区域:普通地方行政区域、民族自治区域和特别行政区域。特别行政区是根据1982年宪法第31条建立的一个预备性制度。这原本是解决台湾问题的一种制度安排。然而，它在香港回归的过程中表现出很大的历史适用性，并在后来诞生的《香港基本法》中逐步得到实施。这种实施是中国创造性宪政实践的结果，也就是说，中国宪法没有采取简单、正式和传统的模式，而是创造性地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变得特殊。通过这样一种特殊的制度安排，即创造性的实践，香港获得了这样一种特殊的宪政角色。香港特别行政区已成为中国实践“一国两制”的先驱。

从这个意义上说，香港特别行政区也在历史上开创了先例。它具有实验场的性质，同时获得了高度的自主权。在中央政府与特别行政区的关系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央政府拥有领导权力，但却给予香港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香港特别行政区不是简单的地方自治。在这种自治的背后，有必要协调中央政府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关系，以及香港与其他地方行政区的关系。赋予香港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的同时，也意味着中央政府或全国人民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有高度的肯定和期待。

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后，一方面要保持基本的生活方式和繁荣稳定的发展态势，另一方面要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通过创造性的实践，寻求中央政府与香港特别行政区之间的平衡。在过去的20年里，我们希望香港特别行政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未来发展中保持繁荣和稳定，并一如既往地保持其作为探险家、领袖和示范者的重要作用。

今天的香港面临重大选择

回归20年后，香港正处于十字路口。香港再一次面临一个重大的选择，是继续向左转还是向右转。当然，选择包括选择一个体面的撤退，这需要特别行政区作出决定和选择。

在这个特殊的历史阶段，香港特区应该认识到，香港回归祖国作为一个特别行政区，是特定阶段的历史安排，这不仅赋予了特别行政区高度的自治权，也赋予了她一定的历史责任。这一历史责任的实现为香港特别行政区保持一定的特殊性提供了法律支持。在与外界不断互动的过程中，特别是在与蓬勃发展的mainland China良性互动的过程中，香港应该超越自己，不断诠释自己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同时在新的历史阶段不断调整自己的地位和作用。特别是，为了中国的整体发展，中国将继续保持优势，继续发挥推动和推动作用。

我们说，中国大陆在发展，香港特区也在发展。特别是中国在过去30年的快速发展，改变了整个世界的格局，这种发展趋势必然会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香港需要不断理解和调整与中国大陆的关系，包括中央政府与香港的关系，以及香港在中国整个发展阶段的特殊表现。

如果我们不能充分而深刻地理解这一点，香港将会处于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跟不上国家发展的潮流。中国改革开放30年，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0年，香港特别行政区必然面临调整。一方面，这意味着香港本身必须进行调整；另一方面，中央政府必须对其治理战略进行相应的调整。处于特殊发展阶段的香港特别行政区肯定会获得特殊的发展机遇和优势，但也不排除其发展中存在许多实际问题。香港要想保持自己的特殊地位和优势，就必须在与中国内地的互动中继续有所作为，展示自己的特殊价值，使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特殊性得以延续；否则，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特殊性是不可持续的。

香港的未来应该在宪制架构中考虑

香港的地位应符合《基本法》

《香港基本法》规定了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特殊宪法结构，而在英国统治下，香港原有的法律惯例和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继承。然而，这种继承不能被夸大，甚至不能在这里作出绝对的判断。

我们说“一国两制”的实践本身就是尊重香港的历史和现实，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世界上罕见的特殊法律制度和治理实践，包括政治制度和政治实践。不过，我们也要明白，香港的特殊制度和做法，也有一些人为的原因，即香港在港英政府统治下的时候，把回归前的前140年左右的做法与回归前的最后10年的做法比较，我们会发现两者有很大的不同，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历史差距，即回归前香港的宪制架构并不一定稳定。

基于尊重历史和尊重现实的考虑，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建立过程中，应该继承和发扬历史传统和制度实践。然而，在回归前的十年里，香港被推入了一个加速法治和民主化的进程。这一法治和民主化进程不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而是有助于幼苗生长的效果。因此，香港特别行政区今天形成的宪政秩序不是一个简单的历史方位，而是一个动态的突破和超越。《基本法》颁布后，在实践中未能形成一个共同而有效的宪法结构，但简单来说。

因此，围绕香港的宪制秩序出现了很多争议，而行政主导与分权制衡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而这些争议并非完全始于特别行政区。作为中央直属的特别行政区，现实的宪制架构、行政长官的地位、立法会和司法机关的权力和责任，都需要结合中国宪法和《基本法》，特别是由宪法决定的国家架构形式来理解和理解。

香港《基本法》所确立的宪制架构，应先考虑中央政府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关系，再考虑立法会与法院在实践中的互动，以达致分工和平衡。在这个过程中，行政长官一直扮演重要角色。一方面，行政长官是特区政府的首长，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代表。考虑到双重身份，我们必须认识到第二个问题，即行政长官的“特殊性”，这也是我们将在下文讨论的问题。

香港现任行政长官梁振英宣布就职

除了以上讨论，作为特别行政区有什么特别之处？我认为我们也应该思考和理解特别行政区本身对中国的特殊贡献。香港特别行政区对中国的贡献是毋庸置疑的。许多国际人士都发表过这样的评论。中苏两国在过去30年的历史进程和发展成果上的差异，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苏联没有香港这样的特别地区。香港特别行政区可以为中国提供资金、人才和思想，提供制度参考，提供对外交流渠道。

今天，当我们面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特殊地位和作用时，我们也需要重新评估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地位和作用。香港特别行政区是否仍足以维持二、三十年前的基本地位和作用？李克强总理在3月5日的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推进内地与港澳深化合作，研究制定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充分发挥港澳独特优势，提升其在国民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的地位和作用。”过去两年，香港现任行政长官梁振英多次呼吁香港在“一带一路”战略中扮演“超级联络人”的角色。我认为这些应该是对香港今天的地位和作用的新的判断和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