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向好态势下依然要关注五个突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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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良好的经济形势下，我们仍然要注意五个突出问题:经济下行压力的隐忧依然存在，增长势头依然不足；实体经济的振兴仍然乏力，现实也没有逆转；新旧动能转化速度不快，政策导向需要跟进；“三比一、一减一补”任务依然繁重，市场环境有待改善；金融整合需要平衡的政策，债务风险不容忽视。

智囊团观点

腐殖的

6月14日，国家统计局发言人就当前中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举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列举的1-5月主要经济指标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在保持稳定态势的同时，继续保持总体稳定和进步，经济增长的积极因素不断聚集，经济运行的协调性和稳定性进一步增强。发言人指出，从产业支持、发展势头、发展信心和发展环境等方面来看，我们完全有能力、有信心、有资格在保持稳定的同时巩固和保持前进中的局面。

但是，在看到上半年成绩的同时，也要充分认识当前经济运行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在我看来，我们应该注意以下五个突出问题。

首先，经济下行压力的隐忧依然存在，增长势头依然不足。

虽然今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实现了“良好开局”，经济增速达到6.9%，各项指标均超出预期，但自第二季度以来，一系列主要经济指标呈现出高位回落的迹象。

从需求方面来看，推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力量不足。投资需求取决于基础设施、房地产和制造业等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第一季度，当地经济增长主要是由基础设施等大型项目的投资推动的。1-5月，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20.9%，占总投资的20%以上。在大宗商品价格下跌的影响下，ppp项目一度升温但逐渐回落，地方财政收入过度透支，未来难以保持基础设施投资的高增长率。由于征地速度加快，一季度房地产投资保持了较高的繁荣。然而，随着4月份以来房地产调控政策的增加和信贷条件的收紧，中国商品房销售开始降温，房地产投资增速可能在第三和第四季度迅速下降。制造业投资依然低迷，表明经济增长缺乏后劲。1-5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继续保持10.7%左右的温和下降趋势。波士顿咨询公司(Boston consulting)最近的一份报告指出，中国一、二线城市的许多主要消费群体正面临巨大的抵押贷款压力，因为他们自去年以来购买了新房产，家庭负债不断增加，形成“有资产但不富裕”的特征，这将直接影响一般生活用品的消费支出。在当前国际经济贸易形势下，很难从根本上改变进出口形势。

从供给方面来看，内生经济增长势头仍然不强。4月份，工业增加值增速下降幅度超过预期；5月份，六大发电集团日均煤耗同比增长11.0%，低于4月份的14.0%。这表明工业企业稳定和提高的基础还不牢固。随着ppi同比增幅的收窄，工业企业的利润增长率逐渐放缓。目前，工业企业已经从主动补货进入被动补货阶段，随着企业从被动补货转向主动去库存，工业投资增长率将进一步下降。

第二，实体经济的振兴仍然乏力，现实也没有逆转。

制造业的发展可以作为观察实体经济振兴和发展的“风向标”。今年以来，虽然三大结构性矛盾没有得到根本缓解，但制造业转型升级仍然步履维艰。

首先，反映繁荣程度的制造业和非制造业pmi指数呈下降趋势。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7年5月，制造业pmi为51.2，与4月持平。著名的财新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5月份录得49.6点，连续三个月下跌，11个月来首次跌破50点的收缩区间。根据财新中国制造业pmi细分，除了成品库存指数反弹外，生产指数、新订单指数、新出口订单指数、就业指数、采购量指数、原材料采购价格指数和出厂价格指数均有所下降，反映出制造业再次放缓。

第二，中国制造业产品和组织结构仍在经历艰难的转型和调整。目前，在中国制造业中，高质量、个性化、高复杂性和高附加值产品的供给能力不能很好地适应消费结构的升级。传统制造业的关键设备、核心部件和基础软件仍严重依赖进口和外资企业，制造业的新兴技术和产业对全球竞争的制高点控制不足。从我们的调查中发现，一些本土制造企业虽然很多都冠以高科技的名号，但缺乏自主创新和R&D实力，其产品仍然处于国际产业链分工的低端，主要依靠国外品牌来拓展市场，只能分享微薄的加工装配利润。企业需要从低附加值环节向高附加值环节转型升级。

第三，制造业投资回报率低，未能从根本上扭转“现实导向”，也制约了制造业整体加快向中高端迈进的步伐。虽然一系列支持制造业发展的政策是“有利的”，但传统制造业资本投资边际效率递减的趋势不会改变，技术创新促进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需要很长时间。一方面，今年上半年，国家大力实施金融去杠杆化和收紧金融监管对实体经济的影响逐渐显现，制造业借贷能力和成本不断上升；另一方面，与目前金融业和房地产业的高投资回报率相比，制造企业很难专注于主营业务，他们赢得的新信贷资金仍然愿意以各种方式“脱离现实，进入空虚”，寻求在虚拟经济的自我循环中获得“快钱”回报，从而离实体经济的发展越来越远。

第三，新旧动能转换不快，政策导向需要跟进。

目前，中国新经济发展势头良好。新产业的新业务形式方兴未艾，新产品和新动能不断增长，新消费和新市场蓬勃发展，有力地推动了经济增长新旧动能的转换。虽然新经济的发展有着巨大的潜力和广阔的空，它也代表着未来工业经济发展的方向，但作为一个新生事物，未知远远大于已知，这给经济主体和政府管理带来了新的挑战。

一是对新经济发展的认识不够，培育和扩大新兴产业、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的措施力度不够。从总量上看，新经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尚未成为主导力量；从结构上看，虽然各地都把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的发展写入了发展规划，但有些地方不能根据自身的产业发展优势和当地情况找到发展方向，处理好“增量上升”和“存量变化”的关系。方法缺乏，同质化严重，差异化发展不足；就企业主体而言，虽然知道发展方向，但受到政策、技术、资本、人才约束和思维路径依赖的限制，不可能找到发展新经济的起点，新旧动能的转化陷入僵局。

其次，政府支持、促进和监督新经济发展的方式需要改进和跟进。一段时间以来，跨境电子商务、网上购物、网上支付、共享交通等新的商业形式已经全面展开，但在实践中也存在一些管理问题。有关部门和一些地区按照旧方法、旧思路出台了一些监管政策法规，有些过于机械，有些过于狭隘，影响了新经济发展的积极性。如何探索一个包容、审慎的监管体系，不仅能够促进、支持和服务新经济的发展，而且能够及时遏制以创新为名的非法经营活动。政府部门迫切需要拓宽思路，集思广益，善加利用。

第三，服务于新旧动能不断转换的政策措施需要进一步落实到位。目前，国家出台了一系列促进新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但在简化管理、减税和减轻负担方面仍有很大努力。迫切需要为新动能的积累和发展创造更好的政策环境。

第四，“三比一、一减一补”任务依然繁重，市场环境有待改善。

去年以来，“三比一、一减一补”五项任务取得了良好进展，但随着供求关系的改善和市场环境的变化，也遇到了一些新问题。去能力工作中有重复。去年，钢铁和煤炭行业的减容任务提前完成，今年迄今的完成进度快于预期。受上游积极去库存和商品价格上涨的影响，钢铁和煤炭行业利润翻番，促使一些地方淘汰的落后产能再次复苏，甚至有些地方违规去假产能、建新项目，市场清理任务依然繁重。去库存工作有明显的不同。一线和二线城市的房地产去库存化受到了以行政手段为主的密集政策和措施的限制，成交量和价格一起下跌。但是，在房地产基本制度和长效机制尚未出台的情况下，不排除未来市场反弹的可能性。第三，四线城市总体供给仍供大于求，去库存周期仍较长，去库存压力仍较大，去杠杆化工作仍有待观察。目前，整个非金融企业的杠杆率仍然相对较高，“脱离现实、虚拟化”的格局没有根本改变。许多“僵尸企业”尚未被处置，债转股试点也没有得到实质性推进。成本降低没有显著变化。从对基层企业的调查来看，企业反映最普遍的问题是资金贵、电价贵、物流贵、人工成本贵，许多企业依靠贷款来维持生产经营。“营改增”后，企业相关税收负担总体上有所减轻，但直接效果不明显。虽然许多高耗能企业扩大了直接电力交易的规模，但电费仍然相对较高。劳动力成本高，内部成本降低和效率管理不到位，也制约着企业的技术改造和升级。短板作业也有一个连续的投入产出观察期，未来需要判断其效益。

第五，金融整合需要平衡的政策，债务风险不容忽视。

今年以来，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都采取了防范措施，有序处置了一批突出的金融风险点，及时遏制了一些累积性和新出现的金融风险。然而，当前金融市场仍存在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

首先，金融违规和腐败仍时有发生。今年以来，在金融监管和金融领域反腐败的巨大压力下，部分银行违规授信、证券市场内幕交易和利益转移、保险公司违规收费等违法行为受到严厉打击，部分监管人员和公司高管因防范盗窃、与境内外金融大鳄勾结等违法行为受到严厉打击。金融秩序整顿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效，但从现实的角度来看，仍然需要一个过程。目前，资本短缺和资产短缺并存，民间融资难筹，一些地方出现了各种变相非法融资担保、高利贷和各种非法集资现象，值得密切关注。

其次，一些省市地方债务过度增加的风险不容忽视。不久前，穆迪下调了中国的主权信用评级，并预测中国的金融形势将在未来几年恶化。基于“顺周期”评级，这是一种不恰当的方法。目前，我国政府负债率和地方债务风险总体可控。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去年地方债务的爆炸性增长和ppp的爆发，一些地方政府借地方融资平台公司、机构等非正规渠道为地方基础设施建设融资，或者打着ppp的旗号实现实际负债，导致地方政府债务资本成本利率偏高，地方财政持续紧缩。债务风险确实值得担忧。

第三，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尚未积极稳步推进。自今年第一季度末以来，中央政府大力推进金融去杠杆化和强有力的监管。收紧金融监管给实体经济、资本市场、房地产投资和基础设施投资的发展带来了短期痛苦。在政策层面，要正确处理金融监管、实体经济发展和结构改革的关系，协调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管理，在促进金融稳定、稳步去杠杆化和稳定经济增长之间寻求平衡，平衡政策运用方向，这是值得认真研究的问题。

当前，中国发展仍处于翻越山脊的关键阶段，新经济常态的三大特征继续在广度和深度上演进。主要结构性失衡仍然是当前中国经济运行中最突出的矛盾，经济生活中存在许多突出的困难和痛点。任中深化供给侧结构改革任重道远。

(作者是国家行政学院的研究员)